山东地区庭院经济的开发始于齐鲁立国,姜尚、管子、晏子、墨子、孟子的富国思想中都有发展庭院经济的主张,反映着鲜明的庭院创收的富民意识。
管子认为,“养桑麻,育六畜,则民富”,“六畜育于家,瓜瓠荤菜具备,国之富也”,“一树一获者,谷也;一树十获者,木也”。很显然,管仲已把庭院经济纳入他治齐的经济政策之中。
孟子把庭院经济纳入其“仁政”措施。他向梁惠王构画了一个田宅、农桑、禽畜相结合的自给自足的小农家庭经济蓝图:
“五亩之宅,树之以桑,五十者可以衣帛矣;鸡豚狗彘之畜无失其时,七十者可以食肉矣;百亩之田勿夺其时,数口之家可以无饥矣。”
孟子不像孔子那样不关心耕稼园圃。孟母三迁的故事,说明孟子特别留意四邻的生业。东邻杀猪,也要问个为什么。孟母失口说了个“啖汝”,只好当真从东邻买肉以明不欺。再联系孟母断织的故事,这买肉的钱应为纺织所得。所以,上述主张来自孟子对邹鲁庭院经济的经验,带有向梁惠王交流的性质。
墨子没有孔孟那么多的人道、伦理情感,他对整个社会的批判都从尊重私有财产出发,以劳动者外在的物质功利为价值取向。从“入人园圃,窃其桃李”,“攘人犬豕鸡豚”,到“入人栏厩,取人马牛”;从“小为非”到“大为非”,通过非道德数值的递加、积累,来论证自己的思想主张。可以说,墨子是第一个阐明齐鲁人庭院保护意识的思想家。
魏晋时期,士族官僚掀起一股聚敛财富的潮流,领导这场新潮流的是山东琅邪(今临沂)人王戎。 王戎身为朝廷三公,其聚敛财富的方式,一不贪污受贿,二不盘剥吏民,而是以山东庭院经济的方式经营田园。他亲执牙筹,昼夜忙碌,虽失三公身分,却显示了山东人劳动致富的本色。
北魏青州人贾思勰的《齐民要术》,除农业知识外,详细记载了树果的培植嫁接,禽畜的饲养医治,农业副产品的加工等,可以说是庭院经济的总结和指导性著作。其体例和创意来自山东人独特的经济眼光。
北齐琅邪人颜之推还把庭院富家的经验作为家训告诫子孙,“稼穑而食,桑麻以衣,蔬果以蓄,园场之所产,鸡豚之善埘,圈之所生”,“能守业者,闭门而为生之具以足”。“筑室村果,生则获其利,死则遗其泽”。琅邪颜氏以文学传家,却以树艺木果,饲养六畜为治家守业之本,显然是来之于山东庭院富家的传统。
司马迁讲,邹鲁“颇有桑麻之业”。“齐鲁千亩桑麻”,“与千户侯等”。
桑麻滋养出无与伦比的齐鲁“女工”。姜太公到齐,即“劝其女工之业”。到春秋时,齐地女工率先使用铁制的刀针。《管子·海王》载:“一女必有一刀一针”。《论衡·程材》讲:“齐部世刺绣,恒女无不能。”当时,齐地制做的精美丝织品有“冰纨、绮绣、纯丽之物,号冠带衣履天下”。到汉代,临淄、定陶、亢父(今济宁)成为丝织业的三大中心。唐代诗人杜甫“齐纨鲁缟车班班,男耕女织不相失”的诗句,足以反映齐鲁家庭纺织业的领先地位和在人们心目中的印象。
除桑麻外,齐鲁庭院内外的经济树种还有漆树。孔子弟子有漆 # 开、漆雕哆、漆雕徒父;宋国蒙(今山东曹县南)人庄子做过漆园小吏。《汉书·地理志》讲,兖州“厥贡漆丝”。说明春秋战国时期山东已有漆树、漆园,汉代兖州的漆产量、质量已很可观,并成为朝廷贡品。
现代常见的树类,大都已在古代扎根于齐鲁宅院。《诗·齐风·东方之日》有“折柳樊圃”的诗句。榆树春生榆荚,可良用救荒。《齐民要术》称“能种(榆)千顷,岁收千匹”。古人称槐树为三宫槐或守宫槐。北宋莘县人王#亲植三株槐树于庭院,说:“吾之后世必有为三公者。”其子王旦果然在宋真宗时拜相,成为一代名臣。直到今天,山东仍多柳、榆、槐等树,各地还有以此命名的村庄。
“瓜桃李枣”是山东人对庭院百果的概称。管仲治齐,大力提倡种植瓜瓠百果。值得一提的是齐鲁的吊瓜和葫芦,几千年来一直生长在庭院,至今也没移植到田间。
中国传统的六畜是马、牛、羊、猪、狗、鸡,其广义应包括骡、驴、猫、鸭、鹅等所有的家畜和家禽。
从春秋发明牛耕开始,牛就和农家结下了不解之缘。齐人宁戚是个喂牛的,他以《饭牛歌》说齐桓公,其中有“从昏饭牛薄夜半,长夜漫漫何时旦”的词句。农谚讲:“蚕无夜食不长,马无夜草不肥”,大牲畜要在夜里添刍料,宁戚的歌反映了齐地所积累的养牛经验。战国时,齐将田单被困在即墨(今平度市东南),竟能在久困的城内收得千余头牛,以火牛阵大破燕军。唐代登州东牟郡(今蓬莱)、莱州东莱郡(今莱州)、密州高密郡,“土贡牛黄”。牛黄是牛的胆结石,十分稀少,上述地区又非牧区,主要来之家畜,可知山东庭院养牛之多。
古人以车代步,马多为有车的富家所养。孔子讲:“有马者借人乘之。”冯谖说孟尝君“狗马实外厩”。直到民国,山东的富户门前都竖有拴马桩,有的用穿鼻石直接砌在墙壁上。高大豪华的宅院,再拴上几匹马,显得十分气派。至于其它家畜,更是山东人的家常生业。曾参家养猪,曾父烹猪以存教,与孟母如出一辙。
齐鲁人民同树果六畜在庭院内共处了几千年,对它们倾注了太多的辛劳和感情,也得到了丰厚的回报。他们用人的情感去挖掘树果六畜的文化意蕴,体味出人生哲理、社会人伦和道德价值观念,使树果六畜成为人的文化载体和符号,并以此显示人的主动立场和主体地位。这种思维方式及全部内容,也反映了齐鲁文化乃至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精神。
其一,“人生一世,草木一秋”,中国人往往为树果披上生命的灵光,为禽畜赋以人的名分。
桃李为弟子、槐树为三公、石榴为多子房,桃子、李子、杏子均以“子”命名。人兽之别本来有强烈的道德界定,可自古中国人就人与禽畜互名。先秦时的狗就有名字,山东、河北人呼猫为男猫、女猫。龙的传人称儿子为“犬子”,山东人名多“禽”,孔子名儿曰“鲤”,弟子名司马牛。颜之推讲,“北土多有名儿为驴、驹、豚子者”。这种以人度物的现象,反映了树果六畜已是庭院中不可分割的一员,是中国人热恋故土家园心态的折射。远离家乡的人,望见家中的老槐树,家中的鸡狗,都会倍感亲切,它们就是家园的代表和象征。
其二,庭院经济培养了山东人民勤劳致富的自觉意识和正义感,增强了对亏人自利、不劳而获行为的鄙视。
农夫“蚤出暮入,强乎耕稼树艺”,妇女“夙兴夜寐,强乎纺绩织#”,是齐鲁人民的优良传统。鲁相公仪休家道富足,其妻因职业癖好而纺织不停,由此可知齐鲁妇女对家庭纺织的热衷和专一,对勤劳致富的自觉意识。直到今天,山东人对房前屋后、庭院栏圈都要精心规划,从不闲置。这种劳动致富的自觉意识,使山东人对“非机杼之物”从不起非分之想。“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处也”。普通百姓或许不熟悉孔夫子的这段话,但他们懂得“君子爱财,取之有道”。墨子反对窃人牛马桃李的主张与他们产生了强烈的共鸣,偷鸡摸狗的“小为非”被山东人所不齿,轰轰烈烈的“江洋大盗”的胆气则为人们所钦服。
其三,古代山东人从树果六畜中引发和体味出为人处世的哲理和原则,并将其纳入日常生活的吉凶祸福之中。
像“十年树木,百年树人”,“取其所长,弃其所短”,“前人栽树,后人乘凉”,“尊客面前不叱狗”等成语,都是各阶层人们体味出的处世哲理。山东人从远古就有着逢凶化吉的思维方式和行为习惯。招凤之桐,三公之槐特别受人青睐;桑与“丧”谐音,一般不栽在门前;男女婚姻,要看属相是否相和;梨不分着吃。这些都反映了脆弱的小生产者对“凶祸”的恐惧,对吉祥、美好生活的向往,并在被动、命定意识的背后,透露出一种以自己的智慧、进取来主宰生活的主动意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