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理

    存在于苍山上的两个极——世外和世内，既是大理的生活常识，也是大理的政治传统。山水静，人烟静，寺庙就是终点，古城和村庄建在终点上，人们生活在终点上。在大理，一切都是庆生的、乐生的。

    《南方人物周刊》邀请著名诗人雷平阳撰写题为《大理世内与世外的双向走廊》的推荐文章，雷平阳在其中留下了这样的句子：“一次，与沉河和庞培两位诗人去大理，在双廊镇，我说大理是世内与世外的双向走廊，他们笑笑。当晚，我们坐在洱海边看星斗，一夜无语。次日，与庞培在洱海裸泳，我被呛了一口，水是甜的。”

    宜居大理，也许住在大理的外地人最有话语权。本报自去年11月16日推出《隐居云南》专题以来，迄今推出20期“隐居大理人物”，每个受访对象的生活方式都不一样，有一点却是共通的，那就是对大理的钟爱。住在苍山半山腰的台湾同胞扎堆过来颐养天年，找到了“年深外境犹吾境，日久他乡即故乡”的感觉；作家艾尔发现自己找到了创作的气场，一发不可收拾，甚至发出了“没有一个文学和艺术大师可以慢待苍洱风月！”的感慨；画家韩湘宁则逐水而居，在洱海边盖了一幢堪称艺术宫殿的“而居”，湖居岁月甚至让他和年轻的妻子都忘了时间。

    名作家的隐居生活

    从2008年初到2009年底，知名作家、公共知识分子余世存过了一段“隐名”、“私人”的生活——他从北京跑到了两千多公里外的云南大理，一座20多万人口的中小城市，过了近两年的半隐居生活。

    “一是为了治病，一是为了写书。”谈及逃离北京的原因，余世存说。要完成这两个目标，北京都不是一个好地方，寒冷的气候不利于他的风湿病，而北京喧嚷的环境也不利于他创作。“在北京几乎每天都有饭局，为了聚会，有时不得不在路上堵上三四个小时，见面之后，接触的又多是一些垃圾信息。”余世存曾在很多场合说过自己有当代的都市病，比如抑郁症、亚健康，“我们是被城市异化太深的一批人。”

    在大理市郊，余世存租了一套民房，一年9000元的租金，带有一个院子和一块菜地，躺在床上就可以看到洱海。“每天睡觉到自然醒”，看书，写作，种菜，晒太阳。“一天晒的阳光，比在北京一年都多。”两年中，他的风湿病好了很多。

    余世存发现，自己并不孤独，越来越多的都市人选择在大理定居，其中有作家三毛的老师、杜聿明的高中同学、孙中山的重外孙，还有不少画家、导演、文化人，也不乏成功的生意人、退休官员。

    近两年的大理生活，他最大的变化是“去北京化”，“对人生的态度更纯正了”。“以前以为离京就会感到‘失重’，现在一点这想法都没有了，北京的生活对我再没有吸引力，我完全可以接受在一个山清水秀的中小城市长期定居。”虽然最近他因为出书及家庭变化的原因再度回到北京，但再次离开北京几乎是必然的。

    余世存还接触到常住大理的一批外国人，“他们比我还穷，在他们国家就是靠政府救济金生活的，但是他们活得比我要舒展、要快乐。”按余世存的描述，他自己比房东要穷，但他比房东活得要快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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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叶玉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