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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是西方园林以高水平的建筑占主导地位，使园林“建筑化”，许多著名园林大多出自建筑大师之手。如凡尔赛花园由欧洲一流的建筑师勒诺特尔设计，以凡尔赛宫为主体工程，总体布局以府邸的轴线为构图中心，沿府邸——花园——林园逐步开展，体现其至高无上的君权的威慑力。宏伟的建筑突出其自身的景观效果。各种喷泉艺术、水幕造型、植物材料、几何造型、灯光组合、塑像群雕等，都突出表现其科学的先进性和艺术的崇高魅力，力求园林与科学技术、艺术美学紧密结合。法国著名景观与凡尔赛宫齐名的，诸如卢浮宫、波旁宫、爱丽舍宫、卢森堡宫、巴黎圣母院、旺多姆圆柱、凯旋门等，这些气势雄伟的建筑艺术珍品，都有华丽的园林陪衬，成为摄人心魄的国际游览名胜。
三是欧美人在近代工业兴起后，吃尽“工业病”、“城市病”、“现代病”之苦，从中猛醒过来，深切地认识到营造园林的主要目的，不仅在于观赏、游憩、颐养身心或开发旅游，更重要的还在于改善城市环境、维护生态平衡和保证可持续发展中起健康和积极作用。为此现代园林文化立足于为人类接近自然、回归自然，乃至为人工创造“第二自然”提供条件，把植物造景视为造园艺术最重要手段。法国园林广泛设置绿墙、绿障、绿篱、绿色建筑，都是由这一思想指导下实施的。技巧虽多，总的趋势符合现代园林思潮。
杭州如何走现代园林发展的新路？除了上述三个问题可供借鉴以外，根据当前杭州的实际还有几点值得思考：
首先是应把园林生态效益列为造园的头等要务。造园工程不过是城市建设的一部分，必须从属于科学发展观和中国特色城镇化道路可持续发展战略的指导。园林文化固然可以美化城市、推动旅游、增进国内生产总值，但更重要的出发点是要以有助于城市生态环境为前提条件。过去杭州园林考虑经济效益、观赏效应多些，而考虑生态效应和社会效益不足。这是观念上的错位。近一段时间，市委、市政府开始纠正这种认识上的误区，首先抓住西湖以西的综合整治工程，使杨公堤恢复旧貌，西区生态环境逐步改善，已建为富有古趣野味的园林。现正在有步骤地实施西溪整治工程，使区域内增添自然风景资源、人文资源、水资源和动植物资源。当然，这些生态改善仅为杭州园林生态效应的一角，若从全面考虑，西湖与西溪的水质不净、空气和噪音污染，以及植物造景不足等许多问题，远未解决，有待进一步规划和持久的努力。
其次，现代园林宜强调外向性、坚持开放性，杜绝封闭性和割据性。令人遗憾的是西湖园林历代受统治者割据，南宋湖景大半被御园和贵胄宅第圈占，尤其是贾似道等三大奸相霸占大段景区最为百姓所垢病。元、明湖面大半变为平田、野陂、豪宅，为豪门、官僚所割占，1503年后始得逐步治理。清代沿湖设置行宫和将军府及八旗兵营；还有可恶的日本殖民者也占去西湖一角设为领事馆。直至光复后才拆毁旗营，打破湖滨黄金地段的封禁，建为“一公园”至“六公园”的6个小公园和“新市场”旅游商业区；皇帝行宫也改建为中山公园对百姓开放。但抗日战争杭州沦陷，西湖景区不少地方为日本驻军和日商洋行及日本浪人所占用，西湖园林破败不堪，连玉泉池里的观赏鱼都成为日寇桌上美味佳肴。环湖山林树木被日军破伐殆尽，竹林也遭毁损，群山秃秃，绿化环境破坏无遗，这是西湖园林的一场浩劫。解放后重视绿化，园林环境有所恢复，但圈占之风依然延续：先是西泠桥畔始建于唐代的凤林寺园林被拆毁，改建为楼堂宾馆；接着郭庄、刘庄、汪庄、蒋庄及胡雪岩故居和芝园等名园，均被移作他用，停止开放；北山路、南山路西湖两翼上大批名人故居、别墅，被占为干部宿舍或居民宿舍；环湖有不少风景区的秀美地段，陆续被一些权势单位圈去，建为各单位内部专用的休养所、疗养院、医院、干休所，或把著名景点改为特殊人物的私人别墅，往往在引人入胜的路口竖起“游人免进”或“行人禁入”的禁牌。改革开放后，人们大声呼吁：“整个西湖风景区的建设应该是向着全国人民的大公园这一目标努力”，“不准任何人独占或圈占”。历届市委、市政府开始关注此事，终于在近年才冲破种种阻力和干扰，实施“还景于民”。最为本市居民和海内外游人称道的大手笔，是沿湖南翼和北翼的整治工程。本着“还湖于民、还湖于游客”的宗旨，省市领导坚决把原南山路沿湖一带的民居，包括不少高级干部寓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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