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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次破译高潮与15种破译说
第二次破译高潮兴起于清道光、光绪年间，这次破译高潮则呈现出一种风起云涌之势。那时候，民间兴起了一股收藏热、猎奇热，于是，“红崖天书”在这种情况下进一步受到了人们的关注，然而也就是在这个时期里，由于人们经常性的摹拓，并随意地增添内容，比如当年贵州提督徐印川为了附庸风雅而在上面写上去的草书“虎”字，与原来的“天书”的内容混杂在一起，显得不伦不类。这样一来，“红崖天书”便遭到了有史以来最为严重的一次损害。
清光绪年间，日本国领事得丸作藏和该国著名的旅行家鸟居龙臧曾不远万里漂洋过海来到中国访古碑、求摹本，当他们来到晒甲山观摩时，也是满脑子的迷惘。在他们将“红崖天书”的摹本带回东瀛展出时，竟然在日本引起了强烈的震撼，参观者摩肩接踵，络绎不绝，一时间，“洪都观经，可云盛也。”这期间，法国学者雷相如与费南海尔等闻讯也前来晒甲山观摩，竟然发出如此的感慨：“此碑含有绝对之神秘性，谁也无法窥破其中的奥秘！”“红崖天书”之名不胫而走。第三次破译高潮大概兴于近10年。1995年3月18日，贵州安顺地区行署公开对外宣布：“悬赏百万元，破译红岩碑。无论哪省哪国人士，只要能全文翻译红岩碑，并获得大多数专家学者的认可，就将获得安顺地区行署的百万奖励。”这一消息一经媒体披露，顿时掀起了轩然大波。一时间，学者、专家、大学生等纷纷兴起了破译热潮。
1999年11月，江南造船集团公司高级工程师林国恩发布了他对“红崖天书”的最新破译。他的破译说认为：“红崖天书”是明建文四年（公元1402年），建文帝被朱棣篡夺了皇位，逃到了贵州后，使用变体组合文字所书写的讨伐朱棣篡位的檄文。他的译文是这样的：“燕反之心，迫朕逊国。叛逆残忍，金川门破。杀戮尸横，罄竹难书。大明日月无光，成囚杀之地。须降伏燕魔做阶下囚。丙戌（年）甲天下之凤凰（御制）。”1999年12月8日的《新民晚报》上登载了这则来自新华社贵阳的专电。
林国恩的破译说得到了当时许多学者的赞同，因为“靖难之役”后，据有关史料记载，建文帝的确逃遁到了贵州某地出家隐居以避灾难，从而使得他的说法在一定的时期里具有很强的可信度。
2002年3月，南京的一位刘姓女士声称，她通过6年的努力后，得到了对“红崖天书”的全新理解。她认为，“红崖天书”并不是什么文字记载，而是一些象征性的符号，这些符号反映了明朝燕王朱棣的宫廷政变。然而，这种说法似乎与林国恩的说法有异常的相似，只不过，刘女士不把“天书”当作文字来理解罢了。“红崖天书”的破译说随时都有，然而至今为止，尚没有一种说法得到真正的认可。有一位叫周继厚的专家通过实地考察后在《贵州文史丛刊》上著文指出，关岭晒甲山的“红岩碑”上的斑斑红迹不是什么人类所写的文或字，这些在变化中的斑斑红迹是碳酸盐沉积岩的风化现象，是自然界固有的，不是什么人类涂写上去的。因为关岭县一带在地质史上是寒武纪康滇古陆东面的歇湖区，在远古时期，大量溶于水的或被水冲来的各种矿物质和有机质大量沉淀于湖底，经过许多年的地质变化，水退后，这些沉淀物通过高温常压、风化、生物和某种火山作用形成了沉积层，再经过不断的风化改造，就成了现在的这个样子。自从“红崖天书”被发现以来，在三次破译高潮中，总共得出了五类四十说之多的破译：文字类、图谱类、天然岩石花纹类、符类、神秘天书类。其中，尤以文字类的破译者居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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